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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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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哈军工第11期毕业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高级工程师,笔名老藤。已出版的主要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有《哈军工传》《风雨彭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刘居英画传》(合著)《哈军工将军画传》《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邢球痕院士传记》《硬汉耿鼎发》《欧阳钦画传》(合著)《黄葳画传》(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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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访谈录:脱离枷锁回归自我 (上)  

2014-05-12 10:07:30|  分类: 转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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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枷锁回归自我

 

    从跨越两个时代的文科大学生到外事部门一名工作人员,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潜心学问,到一位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81岁的资中筠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经历?夏日的一个下午,在她方庄的家里,资中筠接受了本刊专访。
  资中筠先生脸庞清瘦,显得很恬静。客厅的陈设以中式为主,墙上挂着丈夫陈乐民的书画遗作。在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架漂亮的钢琴,她还常常弹奏。
  一见面资中筠先生就笑着说,“说一下过去的经历,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整个20世纪中国变化的缩影,跟近代史有紧密的关系。”

 

    父亲学了10年经济学,母亲受益于黄炎培的办学

 

    我父母同岁,都是世纪同龄人。父亲出生在湖南山沟里,家里算是个小地主,生活还过得去,但也不是很富有。父亲起先在家里上私塾之类的,废科举以后没多久县里就有小学了,就是新式学堂。当时,县政府拼命宣传,说服大家把小孩送去上学,上学不仅完全免费,而且还发校服。父亲曾对我说,他一辈子上学就没用过家里的钱,从上小学起就是政府倒贴钱给他们去上学。
  父亲中学毕业时才17岁,家里给他说了个媳妇,并且限制他上大学最远不能出长沙,父亲不愿意接受这种束缚,逃婚跑了。这也是那时候青年中间的潮流。他跑到上海,本想考清华,但因英文不好没考上。恰好碰上官费留日招生,他通过了考试,就跑到日本去读书了。那时青年人都是想救国的,不管是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军事救国,大概他是想经济救国。所以,从1917年到1926年,他在日本读了10年经济学。父亲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从政的意识很强,非要参加什么革命运动,但思想上肯定受到当时的新潮影响,在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他毅然回国。
  母亲是浙江湖州人,那个时候叫吴兴县,现在叫德清县,那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鱼米之乡。外公做过不大不小的官,据说是松江府台之类,但是去世比较早,因此家里也有点儿困难,并不是很有钱。那个年代女孩子还是要缠足的,可母亲家比较开明就没有缠足。面对当时各种维新、革命运动,外公曾对孩子们说:“我是食君之禄,只能忠于大清朝了,但是你们可以去做你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母亲有幸考进黄炎培、史良才等人办的女子职业学校。那所女子蚕桑学校位于苏州浒墅关,水平大概相当于中专和大专之间。在那里上学的,都是社会上比较开明的女性。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和她是同学。
  这个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养蚕制作丝,改良蚕丝业。现实意义非常明确,与日本丝业竞争,战胜日本,守住中国蚕丝业的优势地位和市场。母亲这批女学生搞科学养蚕,从德国进口显微镜,研究蚕的生长。假期实习分成小组,到养蚕户家宣传、传授科学养蚕的办法。母亲最后的工作是在黄炎培办的女子职业学校任蚕桑科主任。


  父亲喜欢新式女性,但又不希望母亲工作

 

    母亲比父亲出道早,父亲毕业回国时,她已事业有成,她想做事,一再推迟婚期。从确定关系到结婚,我父亲等了她十年。最后母亲被感动,就同意结婚了。婚前母亲给父亲“约法三章”:一是不到他们家去当儿媳妇。那时候浙江人看内地的省份,比如湖南,觉得他们闭塞落后。母亲是书香门第,又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不愿当封建大家庭的媳妇。但是要他们家正式出来一个人到上海来主婚,以表示是明媒正娶。既不去当媳妇,又要明媒正娶,母亲这两样都要。二就是我父亲不能从政、做官。不能从政的原因很有意思,一到官场,就有上下级,对上总要卑躬屈膝,而且母亲很讨厌那些官太太,不愿意跟那些官太太来往、打牌。三是在经济上要有自主性,得有经济权,父亲不得干涉。因为我母亲喜欢帮助别人,而且她特别喜欢资助别人上学,她希望父亲别干涉她这些,别太小气,这些我父亲都答应了。
  不过,父亲还是有点儿旧的思想,一方面他的择偶条件很新,就是喜欢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而且要志同道合。但他又希望她结婚以后最好在家里呆着。父亲虽然没提出这个条件,但是最后就把她关在家里了。母亲看似约法三章很厉害,实际上牺牲了一生的事业。
  父母结婚以后,黄炎培和冷御秋还曾专门跑到家里去跟我父亲谈判,要请母亲去丝业改良委员会任职。在他们的劝说下,父亲被说动了。可是不久母亲怀我了,暂时不能去工作了。后来又得了肺结核在家修养,慢慢脱离了原来事业的环境,逐渐变成家庭妇女。上世纪50年代,母亲曾告诉我,她觉得自己挺遗憾的,后来没有什么成就,不像费达生一直献身蚕桑事业,做出不小贡献。所以母亲那个时候精力没处使,就只好在我的身上下功夫了,对我的管教特别严厉。


  民国时期的教育很成功

 

    我当时所受的教育,以及整个的民国教育,并不存在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现在动不动就说“西化”怎么样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要失传了怎么样。其实我们这一辈人,包括我们上一辈人,都不会觉得中西文化有绝对冲突。我从一年级进学校就唱“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三年级开始写文言文,在母亲的“发蒙”下从小读古书很多,《论语》就是母亲教授的。
  中学除了国文之外,还有经训课,就是四书五经选读。同时念英文,还朗诵美国的《独立宣言》,另外我们还有公民教育的课程。所以,我从小对于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思想有认同,这些都不会妨碍我同时接受传统道德和文化修养。现在一说西方的东西,都不得了了,洪水猛兽了,非得拿出孔子来镇一镇,这正说明我们整个价值观的断裂。
  我觉得民国时期的教育还是很成功的,那时候的学校,每一个校长都有自己的理念,他按照他的理念办学校,所以每一个学校都有不同的校训,但是大同小异,骨子里都是相通的。


  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钟书
  

    1947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候抗战刚结束,清华、北大和南开还是联合招生。从1946年复校后第一次在全国范围招生,1947年是第二年。原来只在西南一隅招生,复校后短期内不可能扩大名额,而招生范围忽然扩大到全国,录取比例之低可想而知。特别是像清华、北大那样的少数“国立大学”全免学费,是贫寒子弟力争的机会。我报考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清华落榜,先上了燕大。可我挺不甘心,在燕大读了一年,1948年又考转学,直接上了清华外文系二年级。
  1949年后,清华开始搞“肃清帝国主义影响”运动,外文系是重点。当然也还是继续上课,我写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钟书先生。那时候钱先生刚回国,没有后来名气那么大,只是感到他是一个比较年轻、学问特别渊博的教授,讲课很吸引人。
  抗美援朝运动后,同学们推选我向系主任吴达元先生要求取消毕业论文,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这个提议当然被驳回了。不过,最后半年主要是开会、思想改造,我又积极申请入团,就没心思学习,钱先生虽然不满意,但还宽厚地给了我90分。毕业之后,原本我被分配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按专业,我本来分配到它下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局,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可是去报到时被扣留在另外一个处——宗教事务处。


  

    在“和大”配合苏联搞统战

 

    1952年,新成立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在中国举行第一次的国际会议——亚太和平会议。这时就特别需要外文人才,我就被借调过去。1953年,我正式调到“和大”工作,1956年被派驻维也纳。
  实际上,“和大”就是配合苏联的外交政策工作。在冷战背景下美苏双方都要争和平的旗帜,都要把局势紧张、战争威胁的责任推给对方。因此,苏联在布拉格开了一个世界和平大会,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就已经派代表去参加了,这个会议之后就成立了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接着,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应地都成立了同样的组织。
  我在“和大”时主要的工作,一方面是专门配合苏联开会。苏联要想宣传一个和平外交主张的时候就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搞一个名目:“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或者“裁军会议”,然后各个国家派代表去参加。另一方面,中国也想趁这个机会打破美国的外交封锁,与许多没有建交的国家发展民间往来。
  配合苏联外交工作这个事情,相信你们会觉得很神秘,确实也是很有意思。战后欧洲的主要国家知识分子大部分左倾,凡是有名一点的知识分子,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路人,或是左翼社会党。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成相当广泛的统一战线。所以我们开会时,真是名人云集,有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几个副主席也都是大人物,代表中国的副主席是郭沫若,代表日本的副主席是西园寺公一。
  当时有一个原则,就是离西方越近越好,可惜真正的西方国家进不去,所以开始总部设在布拉格,后来就搬到维也纳。每一次开会要通过好多好多决议,世界上有什么斗争我们就支持什么斗争,各个小国家或民族解放组织的代表,唯一的要求就是通过支持他们斗争的决议。比如通过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独立斗争,要求释放肯尼亚的民族领袖肯尼亚塔等等。
  我记得,1958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时候,我们开会必然有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的议题。但是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有争议的,因为法共和苏联对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的态度跟中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后来几年主要就是支持越南人民斗争,反对美国侵略越南。那时越南的代表讲话总是得到全场起立鼓掌。


  

    跟着郭沫若见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萨达特

 

    1955年在新德里举行“亚洲国家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亚洲团结委员会”,是为亚洲团结运动之始。印度作为中立国家担任主席,出面是尼赫鲁的嫂子拉米西瓦里·尼赫鲁夫人。后来非洲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埃及出现了纳赛尔革命,于是扩大到“亚非人民团结运动”
  1958年在埃及开会,成立“亚非团结委员会”,把埃及捧上去,主席是埃及人。这样我们机关又多了一个牌子,叫“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那次会议我跟着郭沫若一起去萨达特家里,他那时是埃及国民议会主席。埃及这些国家的上层人士都是挺神气的,按现在的话说“都挺有范儿的”。他们自己不讲外文,正式讲话都是阿拉伯文。但是他们的夫人基本都是新式女性,都不带面纱,许多曾留学欧洲,英、法文很流利。在我的印象里萨达特夫人挺漂亮、挺新式。那天,萨达特没有穿军装,态度也挺谦和,谈话内容并没有什么特别,无非是我们表示支持埃及人民的反帝斗争之类。没想到多年后,他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言和的埃及总统,又不幸被刺了。
  各代表团的团长还受到过纳赛尔的接见,我也陪郭老参加了。他的接见与我国领导人见外宾完全不一样。他这个人非常神气,我们所有被接见的人像赶鸭子一样,先被引到在一间空屋子里等待,包括郭老在内,都没有地方坐。大家站在很空的房间里等纳赛尔。半天,忽然通知纳赛尔要来了,让大家站成一圈,他的助手先在前头喝道,纳塞尔一身戎装,出现在大家面前,一一握手,然后就站在那儿发表一通讲话,连个座都没有,也不和客人交谈。然后就退场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他太傲气了。后来我发现不少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袖都有点这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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