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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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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哈军工第11期毕业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高级工程师,笔名老藤。已出版的主要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有《哈军工传》《风雨彭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刘居英画传》(合著)《哈军工将军画传》《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邢球痕院士传记》《硬汉耿鼎发》《欧阳钦画传》(合著)《黄葳画传》(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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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口述历史 (八)  

2011-06-19 13:36: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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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纠二三事

  “西纠”成立之前,八中红卫兵取缔了民主党派,这事儿是我挑头干的。“破四旧”中,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就琢磨,搞点什么呢?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我们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有“前提条件”的:一个是共产党政策没有错误——那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就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改造”——我们可以说它不接受改造啊。于是,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写个通令,要这些民主党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

  后来我看到米鹤都写的《聚焦红卫兵》,书里记述了事件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商量过,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发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也就是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我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八个大印全部收回来了。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在中南海见到李富春。我回家时,从他家的门前经过。他正走出来,把我叫住,问: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我说是。老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批了我一顿。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老头半晌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文革后那位派车接我们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我们发了通令以后,民主党派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后来总理知道后出个主意,就是“先发制人”,先“缴枪投降”。投降了,红卫兵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民主党派就保护起来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1966年9月,我出去串联了。回到北京,“西纠”总部的人来找我,说他们也要去串联,但“十一”要有活动。我说,那我来负责这个活动吧。“十一”的庆祝活动是白天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我们的任务是在金水桥前组织红卫兵纠察队,维持秩序。那次我也和东纠的、海纠的红卫兵头头联系过。大家都同意,这次就由西纠挑头全部负责,以后如果需要,几个区的纠察队再联合行动。

  当时西纠调动了500多人,来自西城区的50多所中学。大家在六中集合时乱哄哄的一大片,别人都束手无策了。我就拿起麦克风,喊:请各校红卫兵带队的人到前面来。来了以后,我根据他们报告的人数,把这500多人编成了5个方队。每队推选出带队的人。这样,这个队伍就算组织起来了。然后,我带队来到公安部的一个礼堂,和卫戍区的一个师长联合调度。他先讲话,政治动员,提要求。他讲了45分钟,大家听得都不耐烦了。然后,让我讲话。我就喊了三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帮学生“轰”地一下情绪就起来了,热烈鼓掌。那个师长没想到,动员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把大家调动起来了,直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然后我就带着队伍来到在金水桥前,任务完成得很圆满。

 

 

◇ 困惑和迷惘

  11月份以后,风向就很明显了,中央已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比较迷茫,而且那个时候揪斗我父亲也开始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谢富治嘱咐自己的儿子,他是四中的红卫兵,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听了这个以后,我就明白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了。我们成立的时候,给我们又送车、又送东西,“西纠”的办公地点都是中央给的,领导还去驻地去看望,没几天又不满意了。于是我产生了为“西纠”善后的想法。

  我召集西纠的人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坚持下去,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中央也不太支持了,而且里面的矛盾也很大。“西纠”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散摊儿”;二是“倒旗”,三是对着干。我用的是“散摊儿”这个词,不是解散。不过,“散摊儿”心有不甘,我没做错事,干吗解散?顶着干,风险太大,上面不支持了嘛。我主张“倒旗”,就是停止办公。纠察队本来就是大家集合起来的,我现在停止办公,但是随时都可以树旗再干,卷土重来。但是,这时“西纠”又换了一茬人主政,他们不干,说,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我们还得干呢!结果西纠停止办公的想法没有实现。

  “西纠”的作用,从我的想法来讲,就是当时红卫兵有点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么认为我不知道,至少我认为已经出格了。所以我们组织起来,红卫兵要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它在整顿社会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它是斗争的产物,以后变成斗争的工具。那时,造反派冲击这个部、那个部,西纠都出去制止嘛,这才引起和三司、中央文革的矛盾。当然这个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只不过是我们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实践,这里头也可能有对左倾路线的抑制或者是抗争,但是西纠本身也有人打人啊,后来取缔西纠就是因为六中搞了一个集中营之类的,实际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知道。

  这时,文化革命搞得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啦,斗来斗去,父亲也受冲击了。我更加迷惘了。我们这边,“西纠”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就是“哪里摔倒了,哪里爬起来”那种。中央文革认可了,还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然后呢,另一部分人转而对抗,就参与了“联动”。“联动”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参与。此后,我更觉得没意思,就主动下工厂劳动。我们去了大山子那里的738厂,我当时用的名字是“陈卫东”。我们在那儿劳动了一段时间。也是在那儿,听到了谣言。有一天突然听工人们讲:哎,昨天晚上出事了!公安部把陈小鲁抓走了。

  当时关于我的谣言特别多。这可能主要跟我父亲有关。因为中央这些领导人里,我父亲性格爽直,爱“放炮”。大概是在1967年1月,父亲也当我面发过脾气,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有次对我说,现在社会这么乱,陶铸是中央常委嘛,是四号人物,说打倒就打倒了,连我都不知道!共产党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啊?说倒就倒?

  当时,社会上有“两个俱乐部”的说法,说陈毅在这两个俱乐部之间联络。我父亲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一定是在国务院这边开会听到些“天下大乱”之类,然后到军委那边会上讲一讲。军委也受到了压力,所以他到国务院这边,可能就跟谭老板〔8〕他们又讲一讲。

  1967年“二月逆流”,他又首当其冲,几个老帅的讲话中,他讲的比较多,而且敢讲些实话,当然人家附会的东西也比较多。陈老总的威望比较高,他的谣言也就多,那么他的儿子也会如何如何。另外,也有人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去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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