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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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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哈军工第11期毕业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高级工程师,笔名老藤。已出版的主要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有《哈军工传》《风雨彭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刘居英画传》(合著)《哈军工将军画传》《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邢球痕院士传记》《硬汉耿鼎发》《欧阳钦画传》(合著)《黄葳画传》(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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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口述历史 (六)  

2011-06-18 15:35: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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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席说:陈小鲁不提倡打人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等于宣布了撤销工作组。之后,各学校大多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文革”,来领导学校的运动。八中选举校文革是工作组撤了后,由我们几个学生领袖组织的。

  我以前当团支部书记,我知道该怎么干,心中有数。可在工作组干了一段以后,就觉得这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心里很虚。所以我不想进校文革,可选举的结果,我得了1100多张票,差20多票就满票了。那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

  进入8月份以后,红卫兵兴起。八中也有些同学成立了红卫兵,还有的同学宣布“解散共青团”。当时我组织观念挺强。我想,红卫兵是什么啊?三个人一组织就成立了,入团可是宣过誓的。红卫兵要取代共青团,那也得党中央说了算啊!我对他们说,不要胡来,你们要退团就退团,我是不退团的。

  接着,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不同意这样的口号,也没参加红卫兵。很多同学也都不满意,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大会,高三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解放军的将军。他上台讲话时,下面有人喊:“报出身”!他故意说:“反革命”!说完,就把麦克风扔掉了,表示对这种极端化的抗议。当时全场人都呆了。

  对于对联,我劝他们用毛主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替代那个对联。因为同意对联的,有不少是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正面冲突。反正用毛主席的诗总不会有错的,谁也说不出什么,同时我也表明了态度,这是讲策略吧。后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也没去,因为我不是那种“积极分子”,也没人通知我参加。

  不过,有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使我对文革的态度有了变化。那是“8?18”之后,北京市排斥外地学生来北京串联,规定外地学生不能进入北京的学校。外地学生来北京后,没地方住,没地方吃,北京的秩序一下就乱了。于是周总理召集了一个会,有铁道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政府的头头,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领袖参加。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等都参加了。总理讲,请红卫兵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决定的。为什么没搞好呢?因为红卫兵和旅客混在一块儿,北京站很乱。红卫兵抢占了列车。旅客花钱买了票,走不了,意见很大。

  说到这儿,总理去接个紧急电话。我当时不知深浅,就跟铁道部的领导说:这件事好办,北京有那么多火车站,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把他们和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铁道部的那个领导说,“这不行,你们不懂,很复杂的。”然后说了一大通技术上的事。我也就不说话了。一会儿,总理回来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嘛。这么多车站嘛,让旅客单独走一个车站。你们为什么就不做?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铁道部的领导态度立刻就变了,说:“是,是,可以。”我当时不懂人情世故,就觉得,我的意见和总理是一样的啊!总理说出来,你们就满嘴的“是,是,是。”一个学生说出来,你们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那么多理由,为什么不跟总理讲呀?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啊?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总理接着又训我们了,说外地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来?我们说,“就地闹革命”嘛。他说,人家是来“取经”的,你们再不开校门,我就下命令“打开中南海接待外地学生!”听总理这么一说,我当场就给当时在八中管广播、管联络的同学打电话,赶快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不然总理就要把中南海打开。这样,北京的学校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了,他们的食宿就有安排了。

  在校文革期间,我曾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当时,我觉得搞运动,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既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教育部门的领导,我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批判会。我提出后,四中、六中都同意。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

  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的,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后来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句话“要武嘛!”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对我来讲,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听人说,在八中附近的一个人家发现了反动的东西,我就跟着一个同学跑过去。一看,确实是有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家里破破烂烂的,人又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倒是觉得他挺可怜的,将来生活怎么办呀?那天,我感觉很不好。从那以后,我再不参加抄家了。学校里的武斗什么的,我都没参加。学生们在学校里斗老师,我也坚决反对。有个老师后来对我讲,当年他在学校挨斗,我在旁边站着,有人给他戴高帽子,我就给摘掉。斗完了,赶紧就把他带回教研室。他非常感激,说,要不是当时我在,他不定要挨多少打。看到当时学生随便打人的情形,我对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很迷茫。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我真管不住。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我也没有办法,守不住啊!包括八中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自杀,也是那样。有一帮学生打人,打得不像话了。我说,你们不要打他,“让他回去反省”。我们专门把那个楼看起来,不让人进,怕出事。最后还是出事了。我当校文革主任的任内,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杀的,打死的都有。后来没人追究我,是因为当时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打人。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我父亲告诉我: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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