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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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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哈军工第11期毕业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高级工程师,笔名老藤。已出版的主要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有《哈军工传》《风雨彭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刘居英画传》(合著)《哈军工将军画传》《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邢球痕院士传记》《硬汉耿鼎发》《欧阳钦画传》(合著)《黄葳画传》(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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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口述历史 (四)  

2011-06-17 17:40: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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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的学潮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弟少。干部子弟,家庭里的学习条件优越;知识分子家的孩子家教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弟处于社会底层,受到歧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刻苦学习。所以要考入八中的分数都很高。我从四中来的,但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那时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才能得到这种“照顾”吧,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1965年,社会上正搞“四清”运动。社会上各种渠道都在向我们灌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当时在“四、六、八中”〔4〕,还因此闹过一次学潮。

  那年,毛主席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其中还把学校领导和老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也许是被有意地记录下来,并流传到社会上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处于心理逆反期,肯定和学校、和老师有些矛盾。来自最高权威的说法,正好迎合了我们的逆反心理。

  当时的中学生已经不是小绵羊了,像我们班闹得都出名了,常做一些出格的事。那时,冬天教室都靠生火炉子取暖。我们教室在二楼,有的同学蔫坏,把一个挖煤用的铁勺子,放在炉子上烧烫了,再用绳子把铁勺子从楼上沿窗口吊下去,一会儿提起来、一会儿吊下去。楼下是老师的办公室,靠窗户边的年轻老师,看见窗外勺子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的,他也好奇,就伸手去抓,结果烫得他“哇”地叫起来。老师气得不得了,但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上来责问,那同学们会说:“没人让你去抓煤勺子呀。”

  还有一次,学校的团总支书记给我们班讲团课。大家都在认真听讲,有位同学就不睬,埋头做作业。老师不高兴了:“我在讲课,你不要乱写了!”这个同学说,“你讲你的团课,我写我的作业,我又不是团员。”把老师顶得够呛。老师怎甘示弱:“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嘛!”同学回答得更绝:“这是我的教室,我为什么要出去?”噎得老师一下没话可说。

  那年中学“四清”在四中试点。当时,四中学生在知道了毛主席谈话内容后,就闹起来了。无非是认为校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不彻底,干部子弟觉得受压制。八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⑷班团支部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字报,批评校领导。我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他的孩子是我原来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里。张际春对我说:“四清”你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解决。对此我感到鼓舞。

  当时我觉得,学校对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是有些压制,对高三⑷班团支部也表示支持。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们,还提出了“为什么陈小鲁不能入团”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可为什么就是不发展我入团。这时,团支部就发展了我,而且马上就让我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主持团支部后,曾经正式做过一个决议。“决议”认为,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表现都很好,没有高三⑷班那种出身不好、表现“反动”的学生。在我的主张下,我们团支部还很快发展了一个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对我来讲,实际就有了双重标准:在学校层面,我很“左”,支持高三⑷班团支部,认为那个学生是“反动学生”;在我们本班,并不认为出身不好有什么问题。

  后来,北京市委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儿都召了去,市委副书记万里讲了话。他说,要“内外有别”,不要写大字报,学生还是要读书的。讲完话,学校方面很高兴。之后,学校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就把我们学生中的团支部书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归顺”了。实际上我明白,党课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那几个学生已经是“顺民”了,而我们这帮人,还不大顺溜,学校其实是对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是党员,又没有发言权,只能坐那儿老老实实地被训,当“陪绑”的。我听了当然不舒服,也有口气。

  干部子弟那时有点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主席对毛远新讲话,与王海蓉的讲话,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干部子弟里传起来的,普通同学就得不到这个信息了。这就激发干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因为这个讲话矛头很明显是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什么“要考三分”啊,这跟我们常规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干部子弟讲培养革命接班人,认为我们自然就是接班人,谁接班也没我们接班好,有这种优越的思想。还有,他们觉得学校当时的阶级政策是“重在表现”,并没有完全实行阶级路线首先强调的“有成份论”。事实上,应该说政策还是有倾斜的,文革前中学入党的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团员干部多数也是干部子弟,但是总觉得不够。干部子弟还有个特点,互相之间串得比较厉害。父母是战友,子女往来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们当然就是急先锋了。

  转眼就到了1966年,我也上了高三。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什么“三家村”〔5〕,很快又批判“四家店”〔6〕,越来越紧张了。到6月份,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了,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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