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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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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第11期毕业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高级工程师,笔名老藤。已出版的主要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有《哈军工传》《风雨彭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刘居英画传》(合著)《哈军工将军画传》《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邢球痕院士传记》《硬汉耿鼎发》《欧阳钦画传》(合著)《黄葳画传》(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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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二十世纪俄%国%史》书评 (下)  

2010-10-05 09:15: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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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gongchan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Liening和托洛斯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就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还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万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斯基向liening建言:

 

    “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年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gongchan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年—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抢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年—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了1921——1922年liening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hong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的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但S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亡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901页)。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S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諳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Liening、S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S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Liening峰,Makesi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S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D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D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未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D的人,通过他们“贯彻”D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件大奇事,令S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S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范,并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S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根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Liening在十月》、《Liening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S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遭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S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S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瓦尼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S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S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gongchan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D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S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S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S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S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S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gongchan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gongchan主义运动。正是S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订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S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S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罗斯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盼着俄罗斯的复兴,期盼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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