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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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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第11期毕业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高级工程师,笔名老藤。已出版的主要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有《哈军工传》《风雨彭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刘居英画传》(合著)《哈军工将军画传》《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邢球痕院士传记》《硬汉耿鼎发》《欧阳钦画传》(合著)《黄葳画传》(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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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炎黄春秋》第五期中章立凡的文章 (一)  

2010-05-09 08:59: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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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

 

章立凡

 

 

  “春晚越来越像两会,两会越来越像春晚”,看完春晚看两会,在中国几乎成了一年一度的大众娱乐。

 

  一  选举法修改:尚未兑现建国承诺

 

  今年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将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当然是一种进步。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社会冲突加剧的今天扩建“农村票仓”,或不失为一种“维稳”策略。据称,本次修改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但1949年《共同纲领》所规定之普选方式,却未在本次修改中有任何体现。

 

  建国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且有一处特别用了“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然是特指“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而非间接选举。目前除基层选举外,省市、全国人大代表仍由“代表选代表”的间接选举产生,名为普选,实与建国时的承诺存在歧义。

 

  1953年制定选举法时,采用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方式。时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的邓小平解释说:“我们的选举还不是完全直接的,投票的方法也还不是完全无记名的。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

 

  根据瑞典一个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IDEA)的纪录和研究,截止到2007年,全球已有185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会,包括埃及、印度、南非、以色列等。更有108个国家的人民可投票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总统、总理、首相……)。

 

  直接选举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马克思、列宁均有主张直选的论述。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约翰·谢伟思谈话时也指出:“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选举法颁布已经五十七年,若仍以社会情况、选举经验及文化水平作为不实行直接选举的理由,则中国六十年来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又何从体现?

 

  在公民普选权方面,中国既未与国际接轨,也未实现建国共识中的民主承诺,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沾沾自喜为时尚早。

  

  二 “民意代表”分化:雷人秀VS民生提案

 

  春晚以低俗节目娱乐大众,两会以雷人提案娱乐大众,是多年形成的传统。随着社会日益两极分化,今年两会的提案和发言也出现分化:除了“从来不投反对票”的明星政治秀、“封闭社会网吧”的商人圈钱秀、“获奖先感谢国家”的官员爱国秀、“老公给老婆发家务工资”及“改扫黄为扫色”等无聊变态秀,痛斥“卖地财政”、直指“房价高明明是地价高”等切中时弊的言论也有所增加,关注民生的提案占了很大比例。两类提案皆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反弹和热议。民间议政的存在,已对两会的代表、委员形成压力,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需要打“民意牌”,另一部分人则继续以弱智方式娱乐大众。

 

  本次两会的风景线之一是:五十五年一贯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代表,如今有了倪萍委员这样的知音;另一道风景线则是: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给表决器加盖子。一边是公开宣称从不投反对票,另一边是投票怕人知道,两个镜头折射出同一悖论:代表、委员都不是选民直接选出的,而是“被安排”的。在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度,有选票作为背书,民意代表可理直气壮地代表选民公开行使权力,无须有所顾忌。真正需要质疑的,是代表、委员的产生方式。

 

  目前人大的执政党成员约占2/3,既执政又“参政议政”,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监督”自己,本身就是一条悖论。两会参政能力的贫弱,折射出执政能力的下降。

    

  三  关注民生:政府首先要让利于民

 

  90年代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切走了最肥最大的一块,土地财政成了很多地方的主要财源,房价结构中,土地出让金、税费及权钱交易成本占了一半以上。“卖地财政”没有可持续性,土地资源储备有限,前任卖多了,后任要提价。中央不让利地方,地方不让利百姓,房价怎能降下来?国有土地属全民所有,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置业,未享受国民待遇。

 

  为了追求GDP,政策历来注重虚拟经济,不注重实体经济。大众缺乏投资渠道,就只好炒股炒房。所谓炒房,主要是把钱从银行套出来,再装进地方政府(当然也包括官员)的腰包,其他相关环节也可各分一小杯羹,埋单的是食物链终端的消费者。迄今为止,国土资源部出台的政策,都在抑制炒房、囤房上,治标不治本。“卖地财政”的利益链不改变,房价不会回归正常。

 

  一年来舆论热议“国进民退”,全国国有企业(非金融)的总资产从几年前的几万亿发展为2008年的42.55万亿元,估计2010年将达到近百万亿元。国家统计局长列举了一堆数据来否认,工信部长和政协发言人也作如是说,只承认是“个别现象”。但马上有人提出:私营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资产合计、从业人数、业务收入以及利润都是一起上升的,而国有企业在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2%、利润下降4.5%的同时,从业人数却上升了0.8%,总资产则增加了14%。国企规模日大,利润递减。前年的4万亿政府投资和去年的9.5万亿信贷规模,加剧了“国进民退”,不仅未能拉动内需,反而作茧自缚。

 

  80年代“利改税”以后,国企就不上交利润了。2008年开始实施“还利于民”新政,要求国企盈余缴库,实际缴库金额仅占GDP的0.2%。国企是所谓“共和国长子”,按“全民所有制”概念,全体人民都拥有国企股份,但从来未见“长子”给父老乡亲分红。

 

  官僚化管理并不鼓励创造性思维,创意主要是从民间创业中产生。任何国家的经济活力都不是来自僵硬的体制,而是来自民间的创造力。国家经济状况窘迫的时候,网开一面允许民企发展,经济实力增强后就吃掉他们;待到民企大量倒闭,就会出现经济萧条和失业,政府税源也会枯竭。“国进民退”缺乏可持续性,出尔反尔的经济举措,在历史上是有惨痛教训的。

 

  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实为三十年间最大的积弊。“卖地财政”和“国进民退”,本质上都是“官进民退”。只有官府让利于民,官企不与民争利,国家藏富于民,社会才不致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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