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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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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哈军工第11期毕业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高级工程师,笔名老藤。已出版的主要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有《哈军工传》《风雨彭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刘居英画传》(合著)《哈军工将军画传》《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邢球痕院士传记》《硬汉耿鼎发》《欧阳钦画传》(合著)《黄葳画传》(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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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哈军工的“右派”:孙庆瑞的回忆  

2009-08-20 15:47: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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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哈军工的“右派”:转载孙庆瑞的回忆文章(一)(2009-08-16 16:15:43)

标签:杂谈 

   

    博主按:读罢郭道晖先生的文章,颇多感慨。这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关于反右派运动的政论,对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做出条分缕析的辨析和义正辞严的谴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反右派运动至今还被肯定着,只是羞羞答答地承认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扩大到多少?55万右派(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史学家研究后的结论是317万)里的99.99%都划错了!在哈军工,则是100%的划错了!这种罔顾史实、强词夺理、掩盖自己历史责任的武断“圣谕”是站不住脚的,总有一天要被推翻。

    回想当初写《哈军工传》的时候,我如实而简略地写了哈军工的反右派运动,竟遭遇到强大的压力。老人家要我删掉,且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下次再有反右派运动,我首先把你滕叙兖打成右派!”

    哈军工的反右派运动能彻底抹掉吗?能集体忘却吗?同北大、清华等名校相比,哈军工的右派总数比较少,公布的定案右派是157人,而北大抓了800多,清华也超过500人;但若论处理右派的恐怖和残忍,哈军工则创下全国高校的记录。军事法院在大操场开宣判大会那天,体育馆上架起了机关枪,荷枪实弹的士兵们押解着形容枯槁的右派们入场。地方院校的一般右派学生经过一年多劳动改造之后,还允许回校完成学业,发给毕业证书。而哈军工的右派学生则一律扫地出门,发配到北大荒做苦役,从此沦为社会贱民,苦海无涯,生死由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官方和半官方出版的哈军工校史上,对反右派运动讳莫如深,只字未提,当年整人的领导干部和落井下石的打手们几乎没有谁表示过一点点的忏悔,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常态”,所以先莫指责东邻漠视和歪曲历史。

    受苦受难20多年乃至一生受害、祸及子女的哈军工右派和368名下放学员(他们大多被划为“中右分子”,一种“准右派”)可有500多人啊!他们是不是我们哈军工的校友呢?哈军工的光辉历史里是否应该有他们的一丝火花?我们是否应该关心关心他们?他们如今都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

    当年,20多岁的哈军工学员孙庆瑞被莫名其妙地打成右派,成为乌苏里江畔荒野里的苦力。现已年过古稀的孙学长写了一点回忆文章,寄给我看,最近因病,他中断了写作。我特把他的《我的右派生涯》一文的部分章节贴到博客上,请关心那段悲惨历史的朋友们读一读。

  

《我的右派生涯》

舍命险风恶浪  孤舟夜渡乌苏里江

 

    这一段经历从1959年10月 2日开始。

    中午,我在千人食堂吃完午饭,正想要返回宿舍休息,刚刚跨出食堂大门,就看到我们三组的组长王懋轩在门口等我。王懋轩告诉我,队里通知,叫我临时跟五组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从饶河往下沿乌苏里江去抓跑排的原木。因为队里看中我划船划得比较好,抽调我去划船,专门给五组运送口粮、油盐、蔬菜等给养和生活用品,作“后勤保障”。有工夫再帮老马弄弄柴火烧烧火做做饭。

    我和王懋轩回到大宿舍,队里的大部分人都吃完饭回来了,一些人躺在床上看书,一些人躺着闲聊或闭目养神等着下午上班。只有住在大屋子最南头的五组,还有几个人在整理东西,在做出发的准备。他们是在9 点钟得到队里通知,叫他们去执行这项任务,所以早已经回来吃完饭,打好了行李。我是被临时决定增援的,事前没有得到通知,所以回来得太晚了,不然五组上午就可以出发了,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等我。这时五组组长欧循清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怎么样,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吧?这是我点名向队里要的你,帮我们去划划船,运给养。”接着又补充一句:“就咱们十来个人,自己出去单独执行任务。这是党和队领导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考验。”

    老欧叫我赶快收拾东西,我们得尽快出发。在王家店以北七八里地江边有一个打鱼窝棚,晚上我们要赶到那里去住,我要先划船把老马和厨房用具、粮食送到那里,埋锅做饭。老欧带领组里的其他同志划着四条船,遇到跑散的原木就开始拣。

    我一听时间这么急迫,别的什么都不必干了,就赶快去收拾东西,打行李。好在这样的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来到饶河一年多,已经搬过四五次家了。像这样执行临时任务,说走就走的事早就是家常便饭了。再说,我根本也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要收拾,从军工出来时带来的军棉衣,皮大衣和那些书、听课笔记以及一点杂乱东西都放在一个纸板做的“皮箱”里,也用不着收拾,只把天冷要穿的衣服拿出来就行了。然后再把纸箱放在队里的储藏室,就算完事大吉。所以没用多少时间就都搞定了。

    老欧请来了李成荣指导员来给我们讲话。李指导员说:“你们这一次去执行任务很不简单啊,队党支部和领导同志对大家都非常信任,非常放心,所以放你们单独出去执行任务,你们一定要不辜负党组织和队领导同志的信任,很好的完成任务。这也是党对你们每一个人的考验。”

    这样的政治上的“信任”对于我们无疑是最大的鼓舞和激励,在当了右派以后对我们最廉价而又最有效的兴奋剂就是这种“信任”。当时,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那么幼稚那么脆弱,无论是像那些刚刚进军工只读了一年预科的小兄弟,还是像刘刚、郭华那样在部队干了一二十年,并且已经混上上尉、大尉军衔的军官干部,在有人对你说“这是党对你的考验和信任”的时候,都会感激涕零激动不已。就会像在战场上听到“共产党员,冲啊!”一样勇猛的跳出战壕,义无返顾的端起刺刀向敌人冲去。

    我兴奋的有点忘乎所以,几乎以为自己是最为“党组织和队领导同志”器重和信任的“左派”,而不是右派了。我的热情都可能有点出格了,不顾别人看我是不是不顺眼,我忙忙乎乎的搬这搬那,把队里提前安排好要带的锅碗瓢勺,米面油盐,土豆白菜以及自己的行李都和老马一起搬到一条小半成新的挺小又挺轻巧的小“花鞋”上。

    这种叫作“花鞋”的小木船,形状特别漂亮,我经常赞叹它是劳动人民的一种杰作。可惜我不能给它画出一张图来,没有见过这种船的人任你怎么描绘,他都想象不出它的样子。船底船帮和船前后梢都是用六分、八分厚的木板制作。木板下料尺寸精确,弯料经过预先成型,好像天然生成的一样,拼装好了以后好象一个弯弯的元宝。船板拼接的严丝合缝,经过腻子填缝,桐油油漆,可以滴水不漏。旧船只要每年开春下水之前大修一遍,一般在一年内不再维修都不会有问题。

    这种船的操纵,比较小的由一个人站在后面划棹,比较大一点的就由两个人站在船头和船尾一前一后的划棹。——推动船前进的是用木头做的船棹,而不是船桨。船棹有两只,形状和船桨有点类似,只是棹的长度要比桨长多了。上头是用小圆木杆做的一米多长的棹杆,下头是用比棹杆还长的木板做的棹叶,一般总长度差不多要有两米五到三米长。棹杆的中间悬挂在固定在船帮上的支杆上。划船的人要站着,面向着船前进的方向。两手握住船棹柄上的横头——把手,棹杆在胸前交叉,棹叶斜插在水里,划船的人两手用力向前推,船就应声向前冲去。这种船划起来非常得力,甚至非常潇洒。船轻的时候,一棹推出去,小船就能嗖的一下子飘出去七八米。

    下午一点二十分左右我们出发了。一共是五条船。除了我划的是一条小船,载重量不过七八百公斤,其他四条都是稍大一些的“花鞋”——也还不是最大的“花鞋”,大概载重量也就在一吨左右吧,空船一个人可以划,重船一般就是两个人划了。

    这一天是一个连一点风丝都没有的大好晴天,我们一行十二个人分乘着五条木船划进了像镜子一样平静的大江。

    刚进十月的乌苏里江有着原始的秀美和凄凉。江的这一边是我们,那一边就是我们的老大哥——社会主义集团的核心堡垒苏联。此时的两岸几乎是相同的那么荒凉,都还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开垦。陆上人烟稀少,江边草野莽莽,天空一望无极。在空旷而又平静的大江上,我们这十二个人几乎就是这条江上的一切。

    在我划的这条小船上只有我和老马两个人,老马坐在船中间靠前面一块木板上,时而面对着我,时而转过身去,面向前方,清瘦黝黑的脸上挂着平静的微笑,也不多说话。老马的神态一直就这么安详,使我从心底里感到钦佩。船上装的这一点东西实在和没装东西差不多,船轻,顺水,我划着自然就特别轻快。

    老马叫马庆训,原是哈军工运输处一位中尉军官。年纪比我们这些学员要大上十几岁。在我们中间,在这帮年仅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眼里,老马一直是一位安分守己的长者,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和别人发生过争执。在“工作”(干活)中始终是不声不响的默默的干好每一件事。不事张扬,不求“上进”。因为一年多来我和老马一直不在一个组,所以我对老马了解不多。我不知道老马怎么也会被打成右派。甚至没法张口去问他,他是为什么事情被打成了右派。这样一位老成持重的人怎么会像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一样也当上右派呢。老马所在的五组执行这一次任务,欧循清安排老马充当炊事员。这才有我和老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江面上一丝风都没有,大江平静的流淌着,确实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可以从这面镜子中看到天的兰色,岸边柳树的倒影,偶尔从柳树丛中惊起的水鸭在天空中掠过时映在水里的弧线。

    这时候,我想,大概所有我们这十二个人的心情都会是一样的,尽管心底里总还会留有无法抹去的隐忧,但此刻却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欢快和轻松。

    能够得到党组织和队领导的如此“信任”是我们最大的期望和快乐。过去一年多以来,我们五十多人始终是在一起过着“集体”生活——实际上,是过着被监管的生活,心情一直是处于压抑之中。这一次十二个人单独出来执行任务,真是头一次感受到情境是这样的宽松。

    我轻快的划着船。因为是顺水,几乎可以不用力。我轻快的唱着我最喜欢的歌,唱《满江红》,唱“大江东去,”,唱“黄河大浪向东流------”。

    开始,我们几条船之间,有时互相追逐,有时隔船喊话,有时靠近了和着唱一只歌、背一首诗-----,我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度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直到坐在前面船上负责搜索的同志发现了窝在江边柳毛子里的第一棵原木。

    前面有木头了,我们执行的任务也就开始了。老欧叫大家分散开搜索,他们四条船分别划向了江的两岸,慢慢的落在了我的后边。于是,我加大力气划起船棹,小船象离弦的箭一样向下游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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