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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老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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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第11期毕业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高级工程师,笔名老藤。已出版的主要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有《哈军工传》《风雨彭门》《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开国元勋的子女们--哈军工高干子女传记》《名将名师--哈军工两老传记》《刘居英画传》(合著)《哈军工将军画传》《不信青史尽成灰--彭德怀的铁骨与柔肠》《邢球痕院士传记》《硬汉耿鼎发》《欧阳钦画传》(合著)《黄葳画传》(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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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军工传》连载:第五十四章 (二)  

2009-05-17 07:26: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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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居英代表院党委做了总结发言,同时为老教师们做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院里召开的这次“神仙会”让老教师们心情开朗,眉宇间露出难得的笑意,教务部和各个系、各个教研室纷纷效仿,开起小型“神仙会”,进一步交换意见,调整关系,部、系党委成员和各基础党支部书记们也开始做自我批评,尽管一些人思想不太通。

   1961年初的“神仙会”是贯彻中央“八字方针”,调整与知识分子紧张关系的一副缓冲剂,如果认为那个时候党的各级干部都自觉认识到“左”的思想的危害性,那就是超越历史的神话。从哈军工政治部写给总政治部和黑龙江省委的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出,院、系个别领导仍然认为老教师们对大跃进的怨言是“对三面红旗的抵触”;对教改的批评是“抓住一些工作方法的缺点,大有否定教改之势”,而胡振渭带刺的话则被认为是“煽动”,是“政治上落后的极力争夺领导权”。

   (《老教师“谈心会”情况报告》,哈军工史料, 1961320日。)

   好在这些观点仅仅是向上级的汇报,老教师们并不知道。学院严格按中央规定的“五不”方针,没有追究任何一个说了过头话的老教授,这毕竟是一个进步。这一回,老教师们真的当了一次“神仙”。

   19614月,聂荣臻来到杭州,住在西子湖畔的王庄。面对湖光山色,盎然春意,他的脑海中萦绕着一个强烈的愿望,要给知识分子以“春天”,给科学研究的环境以“春天”。于是他邀请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和上海市科委的有关领导同志来杭州,反复研究、磋商,用十多天时间拟定了《科学工作十四条》初稿,这是聂荣臻想对积郁在心中数年的问题寻求一个总的解决办法,力求排除影响科研工作的一系列“左”的倾向和做法。

   “十四条”经过广泛征求党内外科学家的意见,提出修改建议并在北京初步试点之后,6下旬,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后面附上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中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76,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聂荣臻的报告。刘少奇主持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政治局大部分成员均到会。聂荣臻在汇报中举了大量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例子,说明制定“十四条”的必要性,他在最后说:“有了‘十四条’,就能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双百’方针,调动广大的年老、年轻、党内、党外的科学工作者的积

极性。”与会中央领导一致认为这是个好文件,“十四条”得到批准后又送给毛泽东批准。

   不久,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和“十四条”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国。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一石激起千重浪。文件下发后,在全国知识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科学工作者和教师们以及广大知识分子表示热烈欢迎,人们普遍认为,文件是建国后党领导科技工作的全面总结;是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为社会主义事业多做贡献的好政策。

   哈军工较早获悉聂荣臻主持制定的“十四条”。自学院分建开始,上级领导已由军委过渡到国防科委。聂荣臻是国防科委主任,哈军工跟聂帅还是比较紧的。当姗姗来迟的4月春风又吹醒了黑土地,哈军工人的情绪从送别陈赓老院长的悲痛中平息下来之后,学院的主要领导也从深刻的反思中逐渐清醒起来,刚从北京回院的刘居英在院党委会讨论第二季度工作时说,学院好多问题都归结到贯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上来了,教研室的党员有优越感,在教学工作上搞命令主义,学术问题用行政手段解决,要考虑对党员、干部进行一次政策教育。512日,刘居英为新调进学院的大尉以上党员干部专门做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报告,指出“学院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学院的各项工作都和知识分子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院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整个学院的工作具有决定意义”。

   一年半以前,学院领导绝不敢这样旗帜鲜明地大讲知识分子政策,除了是全国政治形势使然,也说明当时的绝大多数的高级领导干部还不可能跨越历史,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有个较为清醒的认识。然而现在不同了,哈军工的领导们比较快的转过弯来,这在部队系统院校中是很突出的。

   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中强调要“总结经验、教育干部”,“普遍地、大规模地教育干部,使干部懂得马列主义者不应剥夺农民”。毛泽东讲了四个问题退赔,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和甄别。这次会议制定的《农村工作60条》,开始扭转三年大跃进所形成的困难局面,尽管在口头上,谁也不敢说大跃进不对。

   6月中,刘居英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罗瑞卿和肖华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周恩来在会上做的报告。

   哈军工又是闻风而动。院领导带头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于7月下旬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张衍根据在全院联合大检查中发现的违背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针的问题,首先代表院党委在会议上做了检查,他指出:“近年来,我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宣传不够,领导大家一起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也不够。因此有些同志对老教师的作用估计不足,不把他们当作教学的重要力量,而是当作了‘包袱’。在党政关系上,只要求人家绝服从,听从命令,而不尊重行政领导。教研室的领导中则普遍发生了党支部包揽行政事务的现象……在对待学术问题上一度发生简单粗暴的现象,不分清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动辄以政治斗争方式来解决。我们曾经认为反右斗争以后,高级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资本没有了,但是还有科学技术做资本,可以向党讨价还价。因此,打算通过学术批判剥夺他们的科学技术资本,这种打算是错误的。他们有学术资本不是坏事,学术有错误应

‘百家争鸣’的方针来解决,绝不能用剥夺他们‘资本’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天天讲‘双百’政策,而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不按‘双百’政策办事……”

   张衍在谈到1961年下半年学院的主要工作时说:“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发扬党内党外民主,加强政策教育,提高政策水平,使我们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都具备民主作风,都能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发扬民主,还应该坚决认真地对干部进行甄别工作,对在反右斗争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所划的中右分子和二类、三类分子,应该一律摘去帽子,对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结论和处理应该认真地复查,斗争处理错了的应该平反。”

   (《院党委扩大会议文件》,哈军工史料,1961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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